张熠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正经历深刻转型。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29，远低于维持人口代际更替的水平。2024年出生人口有所回升，但由于死亡人口1093万人，总人口已连续第三年下降。更重要的是，低生育率现象已经开始影响到社会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不仅是简单的经济补贴，更是国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标志着我国人口治理进入新阶段。
从政策演进维度看，我国生育政策正在进行根本性转型。改革开放初期，为应对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我国实行了严格的生育数量限制政策。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主要矛盾已从防止人口过快增长的“外爆”问题，转为防止生育率过低、人口数量过早过快下降的“内爆”问题。此次《方案》的出台，意味着政策重心从不断放松生育数量政策，转向柔性鼓励生育。这种转变既顺应了人口发展规律，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一些北欧国家如瑞典等通过育儿津贴已经逐步扭转了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为我国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治理创新角度看，《方案》体现了生育政策层级的提升，育儿补贴上升为国家行动。过去几年，虽然深圳、攀枝花等地已试点育儿补贴，但局部试点缺乏全国影响力。此次国家层面统一实施育儿补贴，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协同的财政保障机制，既确保了政策可持续性，又兼顾了区域差异。《方案》突出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虽然允许地方根据财力自行提高标准，但总体采用了“全国一盘棋”的制度设计，这样既能与地方现有政策合理衔接，又能加强公平性和权责一致、量力而行。
经济补贴仅是生育支持体系的起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单一的经济激励难以根本扭转低生育趋势。低生育问题既源于生养教过程中的经济负担，也源于职业生涯惩罚、时间付出等隐性的负担，更源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因此，我国在实施育儿补贴的同时，还需着力构建全面的生育友好支持体系，例如完善父母育儿假制度，特别是要推动父亲休假落实，缓解“母职惩罚”。再如加强文化引导，降低社会内卷和焦虑。
从长远发展来看，与育儿补贴政策效果评估至关重要。一方面要追踪补贴对生育率的实际影响，另一方面要关注政策是否促进了人口素质提升，如果政策不能有效激励高教育、高收入群体生育子女数量增加，则可能加剧人口质量与数量之间的矛盾。同时，要关注地方政策落实情况，防止各个地方财力和标准的差异引发不公平、不均衡问题。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扭转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需要经济补贴，还需要更广泛的经济支持、服务保障、文化引导等，多措并举形成政策合力。生育不仅是家庭行为，更是一种社会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育儿补贴方案是一场“投资于人”国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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